Lemin Gao

Implicit in the urge to speak is the quest for meaning, not necessarily the quest for truth. —— 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饮食杂谈:钱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笔者按:

吃,要一直谈下去,因为吃是一个人生活中少有的,能够不间断地获得欢愉的方式。在之前写的片儿川和粥以后,今天再发一篇,是从前写的,漫无目的地讲讲浙江的笋、鱼等产物的吃法,也纪念一下已经关闭的记忆里的小吃店。

题目里把苏轼句中的“长江”改成了“钱(塘)江”,都是爱吃东西的人,望东坡先生不要怪罪。

亲朋好友在三月收获的笋

我一直想,应该趁我还记得的时候,把这些吃的喝的,兼以小时候的一些奇思妙想一并记录下来,以防忘记,或者也可以弥补长大所常常伴随着的想象力的消逝。另一个执着于回忆童年并试着去写它的原因,则来自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第一封里所说的话:“… And even if you found yourself in some prison, whose walls let in none of the world’s sounds, wouldn’t you still have your childhood, that jewel beyond all price, that treasure house of memories?”(中译本手边未找到)虽然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令人向往,但一个充满凶险的潘多拉魔盒,也可以算是黑暗的宝藏,只不过经历它的人需以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和打开它——情理上说,他们中的更多人不愿意讲起关于它的故事。我的童年里虽没有什么不可提起的东西,却也没有什么很想提起的故事,我想这大概表示的是一种幸福和幸运。我在青春期回顾自己的童年,不出意外地觉得它沉闷又平庸,却也意识到这是一种自在的、单纯的平庸,写它总要好过写混乱的现状和不可知的未来,不是吗?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摆地摊的事宜,由于阅历不足,我倒没有过什么地摊奇遇。生活中所见最多的地摊,不是天桥一角手机贴膜的大叔,就是卖小吃的脚蹬车。“地摊”之重,我以为不在于“摊”,而重在“地”。这倒是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常和父母去的一家农贸市场,小时候的我,对菜场内卖的东西不太感兴趣,因为买来之后不能直接吃,倒是对菜场周围几条街内丰富的小吃情有独钟。此地的小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曾经)常常被城管赶走的卖早餐的小贩。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跑去买过好几次一对台湾夫妇做的饭团和麻薯,但真要我说它哪里好吃,我又说不上来。或许吃路边摊并不讲究材料、技法甚至口味,而是讲究吃的情境,譬如一个刚上完补习班,饥肠辘辘的中学生,难道不是吃什么东西都觉得无比美味么?这么一看,路边摊也很有一种江湖气质,是始于技巧,而臻于意境的

第二部分则是固定的食铺,我尤其想念一家做豆腐包和粉丝包的小店。至于口味的问题,因为粉丝是主食,主食里夹着主食,吃着很奇怪,我就只吃微辣的豆腐包。盒马鲜生里买的熟食包子,都是先密封起来,然后放到冷藏柜里去的;便利店卖包子,则是把它们都放到保温柜里,柜子里带温度的水汽氤氲着,都被困在里面不能出来。它们都失去了掀开盖子,热气扑腾而上,让小孩子探头探脑看的乐趣——里面是圆面儿还是带褶的面儿多?一般长得圆的,像馒头的那种是豆沙包,也叫油包,带褶的是肉包。肉包子里最好吃的部分,是被肉汁半浸的面团,通常在包得不对称的包子里比较常见;至于甜包子嘛,就和肉汤圆一样,于我而言,是比较尴尬的存在了。我不喜红豆沙,觉得太油太甜,尤其是和带油酥的皮子混在一起时,那腻味,只想祝愿全世界的蛋黄酥里都不要再有红豆沙!

这家包子店斜对面的蛋糕房里,从前常卖一些甜得过分的小蛋糕,价格是出奇的便宜。现在也依然卖着,不过如今人们已经不大喜欢重甜口的甜品了,他们喜欢甜味克制的那种。这和最近的大热话题“植物肉”一起,都可谓是现代人在饮食上的新式克己:甜品不要太甜,肉里不要有肉。除去一些环境和生活方式上的考量,这似乎是合理的:终于,在欺骗自己内心太久以至麻木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试图欺骗自己的舌头了。如果不想欺骗味觉,这个农贸市场对面有一家卖烤鸡的店,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输给闻名遐迩的吴山烤鸡的。买烤鸡的精髓,在于走在路上,拎着一只滚烫的鸡,香味若即若离从袋口飘出来,买家却碍于在公众场合,不能立刻扯下一只鸡腿大啃的微妙感觉。回家加热一下,买来的香味还是可以存续。不过,同是白肉,吃鱼的境况就大不一样,凉了一半的鱼风味减了大半,因此要趁出锅以后立刻动筷。

去浙西爬山漫游的时候,沿途总是有很多鱼庄,开在小山的半山腰上。这些鱼庄不是每一家都好吃的,有的鱼庄和《水浒传》里的酒家一样,”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颇有一种破败的侠气,上书“某某鱼庄”四个大字,似乎进去吃饱喝足以后,下一秒可以同兄弟干架去。进去之后才发现人家不太会做鱼,菜也乏善可陈,让人很扫兴。不过如果吃得多,应该还是能找到一两家突出的,“又土又鲜”——我这么形容它们的出品,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家父对吃颇有一些经验,他点菜时候跟我说,一家店用的鱼新不新鲜,是看它做不做广式蒸或清蒸这种调味较少的菜式。受这个影响,我很少走进专做酸菜鱼之类的店铺,更不会点水煮鱼片之类的菜,而比较偏爱清淡的口味,西湖醋鱼都极少吃。不过因为我喜欢吃炸食,有一种味道重的做法是例外的,就是松鼠鱼。糖醋裹起肉来,味道鲜甜,很能吸引小孩子来吃。

家里的长辈有时一时兴起,会拿几根钓竿,去附近允许钓鱼的地方垂钓,不过运气不总是很好。同样地,还有一项以获取大自然馈赠为乐的雅趣,就是去有竹林的山上挖笋,这丰收而归的概率,比起钓鱼可大得多了。春笋挖回来,可以做油焖笋,也可以炒肉片,炒的时候加一点荤油尤其能增味。我舌头其实没那么灵,总觉得哪里的春笋都差不多,只要是嫩的,都脆甜爽口,很好吃。冬笋的讲究则似乎要多一些,据说以临安的为最佳,可惜没有去专门试过。冬笋片一下,和萧山产的,味道咸重的雪菜和肉片儿一起炒,盖在面条上,曰片儿川。另一个经典的菜就是腌笃鲜,不过我觉得它里面的火腿久煮以后,风味变得寡淡,食之无味——不过做得好的话,汤倒真是可以“鲜掉眉毛”的。

说回到那一片的小吃,手作的包子店是关了,不过所幸我比较喜欢的一家名叫仓桥小吃的店还开着。它的生煎包是比较突出的,不像小杨生煎之流用的死面和过厚的底,它就单纯地是一个煎了脆底的小包子——底酥、油、脆,面团蓬松柔软,馅是咸鲜的猪瘦肉打制,不放葱。葱花在煎好一大盘包子之后撒上去,只为增一点色。

吃饱早餐,可以像个老大爷似的,溜达到小吃店对面买份报纸看。这是一家兼卖报纸、杂志和文具的店,我从前还常买一份新京报或者别的什么刊物读读,装作自己还看纸媒的样子,现在获取新闻的方式则已经全然地电子化了。不过这份报纸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这周末读完,下周一它就沦为早餐的垫纸了。我曾经常对母亲的这个举动表示疑惑:如果每次吃早饭的时候都要在盘底垫报纸的话,买桌布来干什么用?母亲曰:“桌布洗起来很麻烦。”然后我就开始想:这是建立在“桌布应该干净”的假设上的,要是我觉得报纸也不应该弄脏,是不是要再在上面垫上一张纸?如此一看,纸纸叠叠无穷尽也,不如把什么都弄脏算了。这和“保持书房的凌乱,如此乱就成为常态,永远不必整理”构成了我小时候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生活哲学,也间接导致我经常找不到要用的东西。现在那家店不再卖报,成了一家别的什么店,印象里好像卖的是保健品,不过我也不完全记得了。

呜呼噫嘻!它们好像一个个地都离去了,有的转让,有的闭店,有的被我忘记。我总在上海念书,回去之后也经常懒得自己走去吃,就在家坐着,等它们的外卖送上门来。一个人身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外卖店的头像一家一家暗下来了,直到这时,人才肯到实地去看,发现那里没有暗淡下去,不过是全然地改头换面了。此人于是怅然若失,仿佛他是在此时突然意识到这家店铺,或者一些记忆的退场似的。他所不知道的是,早在他来此地确认之前,它们就已经离他而去了。

我想到某个访谈节目里,人类学学者项飙聊到过的“附近的消失”,实体的日常生活变得平面而碎片化,“空间”的概念退出我们生活的舞台,变为外卖或者社交软件上一点数据的集合。我在杭州时窝在家里看书,关注的是自己的问题,追求的是于自身的洞察;在上海读书,关注的又多是时间、空间上都和我离得那样远的哲学和社会的问题,而我是否真正参与了那些自己看似关注着的公共议题,又是一个不解之谜。我想,或许我们偶尔需要在伪装得天衣无缝的精英生活里,撕开一道口子,以亲身的探索和感知,去品尝一种情绪上的中庸,享受久违的关系的束缚去。

高鹿鸣记于2020年6月8日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