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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我的影视和小说作品，大多如不是悲剧，就带有悲剧的特质。至于我所偏爱的桥段，又总是很折磨角色的——相爱者万不可团圆，挚友终将反目，文明不能不消弭，英雄须踏上末路。总之，美满结局非吾爱，我总觉得缺憾使故事更隽永，不知是因为疲倦于成功学之流的日日欢呼，还是仅是对于故事激情和张力的盲从。

这次我想谈一谈最为悲壮的“英雄末路”。悲剧中的英雄形象，要从古希腊谈起，如促使我们用“奥德赛”（Odyssey）来形容勇士必经的迢迢险途的奥德修斯。如果问到近来的戏剧，是否有为古希腊的悲剧传统续上血脉的，我猜西蒙娜·薇依的《被拯救的威尼斯》应当名列其中了。这部戏剧虽形式简单、不完整，甚至有时较为单调，却是对某些流传千古的英雄故事的一种颠覆，因为它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入某种寄托了人们祈愿的模式。如同《千面英雄》中所总结的那样：“A hero ventures forth from the world of common day into a region of supernatural wonder: fabulous forces are there encountered and a decisive victory is won: the hero comes back from this mysterious adventure with the power to bestow boons on his fellow man.” 英雄们本来籍籍无名，遇到某个契机做了善的事，从而声名远扬，人人崇拜和学习他们的美德。偶尔地，我们会由此开始不切实际的幻想，好像时机一到，我也可以乘上这样的机遇，做那声名的承载者。而我猜，这些英雄故事能够引出我们这样的想象，或许只是表示它们所描绘的英雄图景还不够完美。

一位真正完美的英雄是不可模仿的。《威尼斯》的好，正在于它将拼凑出完美英雄的最后一块拼图补足。我们爱古希腊的英雄，是爱他们所蒙受苦难的光环，爱他们的坚持所给予我们的慰藉，爱这许多迷惑着我们的东西。可是薇依和她的同僚们借加斐尔之口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爱和景仰，脱离了幻想和迷雾，全神贯注地拥抱现实，意在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公正。我们由此愿意放弃一切慰藉性质的回报，跳出悲剧的结局本身，思考义举的真正价值。我们开始明白，义人所获得的那些声名和爱，并不能够将英雄的义举美化、公平化。《威尼斯》的故事因为没有回报，不涉及一物换一物，所以高尚，所以真诚。这种高尚和真诚是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它将道德的统治范围缩小到个人。虚假的光明不再试图覆盖这片苦难的大地，这里再也没有帽子，没有声名，没有卓越可言，我们从此方得以看到事物的本质，窥得世界的美。

Jaffier被驱逐出威尼斯的一幕，不能不令人想到屈原之《离骚》：“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抄”！不过，屈原的文才和忧思，后人皆赞，声名是很好的。而历史上若真有Jaffier其人，却只是为了一个“美”，从谋反者的队伍中告密，虽拯救了一座城市，大约还是要被一部分读史书的人当作墙头草来看不起的。又想到南北朝诗人里我很喜欢的“俊逸鲍参军”，他所写的“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也给予了一个圣人或道德偶像的生活图景——他们并不得意。我想，这些文人政客都不能算作是英雄，如要算，勉强可以算作是圣贤，换到古希腊的语境里，或许更像是神。我们印象里的圣贤，总是住在陋巷里，虽是陋室、孤巷，却离我们远远的。神拥有稳定的美德，却是站在高台上的存在；英雄也以自持和美好的品德闻名，却离我们更近。我们可以触摸英雄们的故事，而神的德性总是被放在不容置喙的高台上。柏拉图将神与英雄放在指引者的位置上，为统治城邦，教化城内的公民，他企盼神能够给予我们永不动荡的品德向导，于是任何在神话故事中体现英雄之懦弱、胆怯等渺小情感的片段，都不值得被书写。我对于这种有目的地给创作设定禁区的说法并不同意，但却怀着某种敬畏。我想，薇依的悲剧传统也部分来自于柏拉图：英雄的完满在于他自以为是的以卵击石，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个英雄故事的完满，则在于无论人们是否接受地再现英雄之善的本质，将一种不被接受的美德传递给他人。

当然，与其说《威尼斯》讨论的是人的美德，不如说它在讨论爱，以及神的。不过，既然神与完美英雄的德性是如此的相近，我们也可以脱开文学家的建构和典故，来借此考虑一种原初的道德，一种不经文字粉饰的道德。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令人震撼的？或许我们称颂无私的奉献者，尊其为英雄，仅仅是因为我们是懦夫——我们不愿意为我们的“心之所善”付出如声名和生命这样巨大的代价。我想到了Susan Wolf提出的道德圣人（Moral Saint），即此人所做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将道德高尚之体现最大化。一个道德圣人，为了他的道德律和善良的品质，会愿意比常人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道德圣人对于“人”的价值的衡量标准是且仅是他们的道德价值。这同时使得圣人满足了康德的道义论点，成为一个极简的，动机纯洁的，至善的人。Wolf将道德圣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爱他人的圣人（the Loving Saint），即“以天下为己任”者，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快乐之上，另一种则是理性的圣人（the Rational Saint），即一个康德式的，仅以道德为行事准则的人。我们都知道，英雄非圣人也，不过，如继续套上文中Wolf的解释，英雄或许可算一种理性的圣人——他们根据其内心意志中展现的特质和品性行事，对于结果的好坏，他们并不在意。Wolf认为道德圣人并不受欢迎，不过我们在这里并不讨论她提出的批评和替代，否则讨论将无尽地进行下去了。

如果我们假设一个不能感知死亡的威胁的人，如《徒手攀岩》中心理素质天生便强于众人的无保护攀登者Alex Honnold，他是否会比我们更乐意冒着生命危险，救下困在悬崖边上的孩子呢？这背后大约依然带有一种经济的权衡，只不过道德圣人的加权方式与我们不同。当然，在这样的权衡之中，我们也会因为自己无法做到像道德圣人一样无私奉献，而认为自己不够好，因此对他们有所嫉妒。我的猜想是，我们并不真正敬仰文学和历史中被建构出来的英雄，我们对它们的友好，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离我们过于遥远；我们对他们的妒忌和错判，会在他们与我们逐渐靠近的那一刻，或在我们开始凝视他们的那一刻就开始。因此，如要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英雄”切不可与人之间失去距离，因为他们身上这些神的品质只有在与人之间有无尽的距离之时，才不会被消解。大约这也是努力在文学作品中拼凑出完美英雄形象的一个好处。

如要讨论人所作的道德选择，我们就很难避开这个问题：如何判断某个伦理选择的好与坏？这时，一些使所有英雄和神的美德都成为虚空的话语常常会冒出来，就像现在的我们偶尔陷入审美趣味上的相对主义时那样。相对主义在当代的泛滥，常常令人陷入完全规避风险的，绝对安全的窠臼，在我看来，这对于我们的伦理判断是相当危险的。在现代社会的审美和伦理判断中：大冰或是鲁迅更好，只不过是不同个人审美的产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没有必要分出高下。这种相对主义的实践，在表面上避免了偏见，却可能带来两种都不甚愉悦的结果：一是人们将带着某种消解一切的无端志气，以一种非理性的、无知而自满的方式“接受”一切事物，而这种接受本身毫无意义，因为它早已在虚无中迷失了；二则是这有可能导向审美趣味的孤立主义——偏见的消失，使得人们反而更加难以找到一条接近任何普世的整体之本性的道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审美趣味与偏见的产生一刻不可分离，后者是一条并不完美的道路，将我们领向对整体和真理的认识。

扯远了。当然，我所写的这篇文章里，也带入了自己的偏见——大多数情况下，我比较倾向于认同道德和文化上的普遍主义，因为相对主义在我看来承载着一种对文化和社会进步的消极态度。谈在审美趣味中相对主义的泛滥，实际上是想引入对这个原子化的社会中，道德判断开始倾向相对主义甚至缺失的绝望，以及它对利己主义之萌芽抽根的推波助澜。英雄要末路，便让他走上末路去吧，我继续我普通的生活，英雄的结局，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我们这些人，大抵都是要走到路的尽头的，都要拿一抔净土，掩了风流去。既然如此，书本上的那些末路英雄们，倒是可以给走在平凡人生道路上的我们，敲响一声警钟：即便不能做英雄，也至少不要做懦夫。有些人的墓前有石碑，直指天空，每年有人慕名前来，送上鲜花。他们既幸运又不幸，魂灵的漫长修行被他人的记忆和花朵阻隔。有些人声名狼藉，或者没有声名——他们的骨灰随风而逝，落在草木之间，化作春泥。来年春草绿油油，孩童在上面玩起游戏，纯真的笑声之下，是看不见的铁骨狼藉。正所谓，千古英雄草莽间罢。

高鹿鸣，于2021年二月十二日晚

又：虽然我并不觉得快乐是一件完全的好事，处处顺境也绝不是人生的常态，但新年不因我的意念而停顿它的脚步，就像明天早晨的太阳，无论你睡得怎么样，还是一样地在遥远的地方传播热量，依旧使你相信那是一个新的太阳。我们又以燃响的鞭炮来辞旧迎新，可惜的是，无论如何摆出欢迎的姿态，明天都不一定预示着新的一年，然一颗心未必不可以倒空、休息、换新。这大概是我们每年每天少有的，可以休息脑袋的日子，因为前人已把程式写好，我们只需照抄即可——贴上对联，放起鞭炮，倒挂福字，出门看电影，回家，用被子把自己裹成卷儿睡到第二天中午……这何尝不是一种懒惰的幸福？辛丑牛年已经到来，无论如何，祝看到这里的您新年快乐，诸事顺遂。